新聞快訊 著力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 -------------------------------------------------------------------------------- 發布日期：[2013-5-2] 共閱[95]次 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就是要適應經濟發展新階段約束條件的變化，以制度創新推動技術創新，以創新推動結構調整與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進而在把握歷史機遇的同時有效應對嚴峻挑戰，實現中國經濟均衡增長和可持續發展。一、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是我國實現基本現代化的內在要求經過35年的持續高速增長，我國經濟發生了深刻變化。從數量指標來看，2012年我國GDP總量達51.9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改革開放初期增長約24倍，年均增長約9.8%，按現行匯率折算已近8萬億美元，居*二位，占世界GDP總量的10%左右;人均GDP達3.8萬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改革開放初期增長17倍左右，年均增長8.7%左右，按現行匯率折算達5800美元，超過了當代世界中等收入國家3400美元的平均線，若按購買力評估法，據世界銀行測算，2009年就已達到6710元，超過當代中等收入國家6340元的平均線，達到了上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進入新階段后，我國面臨著新的發展機遇。從世界經濟發展史來看，當代世界70個高收入國家，盡管是在不同歷史時期進入高收入階段的，但一般都經歷了12年左右的時間。當前，我國已進入上中等收入水平，能否用10年左右的時間實現向高收入階段的跨越，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從經濟數量指標看，只要我們能夠保持年均7.2%的增長速度，到2020年我國GDP總量將比2010年翻一番，接近90萬億元（按不變價），按匯率折成美元近14萬億，大體相當于新世紀初美國的規模。只要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現在的水平上（5‰以下），人均GDP水平便能相應翻一番，接近7萬元（按不變價），折成美元接近12000美元，達到當代高收入國的起點。從經濟質態指標來看，首先，以農業勞動者就業比重變化反映的農業現代化水平衡量，按目前農業勞動者就業比重每年下降約2個百分點的變化速度，到2020年我國農業勞動者就業比重將由2011年的36%降至18%左右，雖然與70個高收入國10%的平均水平仍有差距，但與其達到高收入水平臨界點時的比重很接近;其次，從工業化目標實現程度來看，與當代標準工業化國水平相比，現階段我國已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其中東部發達省市如上海、北京、天津、江蘇、廣東等基本實現工業化，浙江、福建、山東、遼寧等接近實現工業化，按目前發展狀況和趨勢，到2020年全國總體上基本實現工業化是可能的;第三，從城鎮化進程來看，現階段我國在農業現代化和工業化推動下城鎮化進入了加速期，到2020年我國城鎮化率從目前的51.3%達到70%（高收入國平均水平）左右是*可能的;第四，從現代信息服務業發展程度看，在經濟發展信息化水平不斷提升的情況下，尤其是信息化與農業現代化、新型工業化、城鎮化的加速發展相互融合的過程中，以信息技術為支撐的現代服務業將取得長足發展。上述情況表明，我國經濟正面臨由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歷史機遇，如果我們能夠把握這一歷史機遇，在2020年實現跨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那么就為我們到2050年前后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趕上當代發達國家打下良好基礎。但要實現這一跨越，必須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努力突破新發展階段面臨的約束條件，以升級版的經濟發展適應面臨新機遇的經濟成長要求。二、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是新階段應對發展新挑戰的需要由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經濟成長新階段，或者說從現階段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邁進過程中，由于經濟發展面臨的約束條件發生了根本變化，我國經濟能否適應這種變化進而保持均衡增長和可持續發展，這是現階段面臨的重大挑戰，即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在這一階段，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約束條件發生了三個變化。首先是需求變化。在新階段，我國宏觀經濟特征發生了深刻變化，從以往的需求膨脹、供給不足轉變為需求相對疲軟，特別是內需不足，進而增長乏力。一是投資需求疲軟，根本原因在于自主創新和獨立研發能力不足。而在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階段，投資需求增長之所以旺盛，除國內投資率逐步提高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引進了發達國家資本。但當經濟成長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后，各類要素成本顯著上升，發達國家便會放慢甚至停止其投資的轉移，這時投資需求能否持續旺盛，就取決于本國自主創新能力。否則，盡管經濟發展水平上升，城鄉居民儲蓄增加，比以往有更多的資本，但難以通過資本市場找到有效的投資機會，若在原有產業結構基礎上擴大投資規模，便是低技術水平下的重復投資。二是消費需求疲軟，根本原因在于國民收入分配的扭曲。到上中等收入階段，盡管國民收入總水平顯著提高，但若國民收入分配出現兩極分化，便會產生消費需求相對不足，大量收入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大多數居民收入增長遲緩，消費能力相對甚至下降，尤其是對未來信心不足，從而犧牲必要消費以增大儲蓄，這就導致全社會消費傾向下降，消費需求疲軟。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不僅影響收入分配平等目標，同時影響經濟增長效率目標。三是出口放緩。一方面，伴隨經濟規模的擴張及經濟化程度的提升，我國經濟發展受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影響日益加大，當世界經濟進入周期性危機時，市場的蕭條會加劇貿易保護從而扼制出口的增長;另一方面，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后，出口結構隨要素成本上升而發生變化，由于這種結構變化往往是長期的，在相當長的時期里將影響出口的增長。這些歷史性變化，要求我們必須調整經濟發展方式，否則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甚或嚴重失衡，停滯不前。其次是供給變化。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后，我國要素成本低的優勢逐步減弱，勞動力成本、土地等自然資源價格、環境生態約束力度顯著上升，經濟增長越來越難以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張來實現，而必須轉向主要依靠全要素效率提升。否則，在短期內，我國經濟將難以實現均衡增長，甚或加劇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在長期內，受資源規模和要素成本約束，主要依靠投入量擴張拉動經濟的增長方式終將難以持續。再次是制度變化。伴隨經濟發展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我國經濟體制也逐漸從傳統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軌。一方面，市場機制開始形成，但市場作用仍不充分，市場秩序還不完善;另一方面，政府權力受到規范，但權力仍較為集中，特別是在資源配置過程中，投資者難以通過市場競爭獲得發展機會，還需要通過層層審批來獲得經濟機會。這一階段性特征，如果不能通過加快改革及制度創新加以克服，則在市場交易中難免產生權錢交易等嚴重的腐敗行為。在這種情況下，資源配置就難以按照效率原則進行，而更可能按照“腐敗指數”配置，既破壞公平，也瓦解效率。三、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根本在于轉變發展方式大量實踐表明，要順應上述發展條件的變化，根本的路徑在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進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特別是總需求結構和總供給結構的調整。只有這樣，才能在克服不利因素的同時培育有利因素，從而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就需求結構而言，一是調整投資與消費間的需求結構，逐漸改變經濟增長過于依賴投資需求拉動局面，重視擴大消費需求的推動作用;二是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重在調整政府、企業、居民間的宏觀分配結構，尤其要保證居民收入增長及比重與國民經濟增長要求相協調，改變居民收入增長長期落后于GDP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的狀況，同時調整國民收入在居民內部的分配結構，尤其要控制居民收入差距，推進公平目標實現的同時，不斷增強經濟增長的消費需求動力;三是調整政府與市場間的投資需求結構，重在協調政府投資需求與市場競爭性投資需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投資需求、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間的投資需求關系，以緩解投資需求主體結構上存在的嚴重失衡問題;四是調整內需與外需結構，重在適應出口增長緩慢甚至凈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為負值的發展環境，將政策重點放在主要依靠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上來，逐漸降低經濟增長過于依賴出口拉動的程度;五是調整城鄉居民間的消費需求結構。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低于城市居民，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與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3倍多，人均消費支出水平相差4倍多，從而使農村居民消費需求所占比重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與其人口所占比重嚴重不相稱。尤其在初次分配中，農業產值所占比重不到10%，而就業比重卻為36%，即36%的勞動者分配10%的國民收入，這就在初次分配形成了明顯差距。若考慮到對農民再分配的相對不足，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更大。這種狀況只有通過結構調整才能解決。就總供給結構而言，一是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加速經濟轉型升級步伐。從歷年投入產出表變化看，我國產業結構高度提升的水平落后于經濟規模擴張水平，尤其是現代服務業比重與經濟發展的階段和成長要求不相適應，不僅降低了經濟增長帶動的就業彈性，而且抑制了生產效率和消費擴張。二是提高經濟增長中的結構變遷效應，加速資源由低效率產業部門向相對更率產業部門的流動和轉移。由于我國市場競爭不充分，特別是地區間結構的趨同化，使得大量資源集中于低效率領域并仍在不斷重復性增大，而率部門和地區卻難以獲得有效投入，從而降低了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這種反效率資源配置現象的普遍存在，使我國產業間已有的效率落差未能充分利用，即資源未能從低效率部門流向率部門，卻擴大了產業間效率的差距。三是以技術結構調整帶動產品結構升級。由于產品結構升級遲緩，投資擴張只能在原有技術結構下形成的產品結構基礎上擴大產能，進而形成低水平的重復投資及產能過剩。目前，我國工業產品結構性產能過剩較為突出，不僅許多工業消費品出現嚴重產能過剩，而且多晶硅、有色金屬、粗鋼、電解鋁及氧化鋁等工業原材料也出現了明顯的產能過剩，甚至風能發電設備等一些新興戰略產業也開始出現產能過剩。這從根本上抑制了投資的有效增長。四是盡快改善經濟增長的要素成本結構。在現階段，勞動、資本、自然資源等要素在國民經濟中的約束作用發生了深刻變化，勞動要素與自然因素的成本對經濟增長約束日益提升，依靠廉價勞動力和土地及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實現的經濟增長已難以為繼。事實上，我國不僅人口紅利在逐漸喪失，而且勞動力成本的增速長期高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速。盡管我國已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但農業勞動生產率不到當代標準工業化國家水平的15%，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不到50%。我國亟須改善要素成本結構，才能贏得新的競爭優勢。四、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動力在于創新如果說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根本在于發展方式的轉變，那么，推動發展方式轉變的zui直接動力則來源于創新引起的經濟效率的持續提高，因此，創新便成為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關鍵。創新的類型和方式有許多，但總體上可分為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兩方面。技術創新，既包括原始創新、集成創新，也包括引進技術及其再創新，是推動經濟結構升級的基本支撐。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提高國民經濟技術創新能力的基礎在于人力資本積累，主要包括對人的教育投入和衛生健康投入兩部分。就教育發展而言，英美發達國家自19世紀初至今，國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長速度長期快于GDP增長率，日韓等后趕超國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長率也快于同期GDP增長，俄羅斯、巴西等追趕型經濟體除個別時期有波動外，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長速度也基本上于經濟增長率。相反，那些未能實現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國家，受教育平均年限增長率大都落后于經濟增長率。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長速度始終低于同期GDP增長率，這需要引起我們高度重視。但在根本上，制度重于技術，制度創新決定著技術創新的動力。長期以來，我國產業結構變遷效應不足、國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城鄉差距過大等結構性矛盾的存在，發揮根本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即市場競爭不充分以及政府與市場關系不協調導致對創新活動的激勵不足。在理論上，市場經濟是通過競爭機制提供創新動力，在對企業創新活動提供獎勵的同時，將那些因創新不足而難以立足的企業淘汰出市場。因此，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推動中國產業結構的化，固然要重視技術創新的推動力，但更要重視以完善市場機制為主要內容的制度創新。因此，以完善市場機制為目標的制度創新成為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務。當前，我國在發展上進入了由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機遇期，在體制上進入了改革的攻堅期，改革面臨的任務和約束條件發生了深刻變化。在改革核心環節的選擇上，從初始的以企業改革為核心，轉變為以政府職能轉變為核心的重點領域改革;在企業改革的內容和方式上，從國有企業改革為主，轉變為以產權主體多元化的現代企業制度為主;在市場體系的構建上，從前期的商品市場領域為主，轉變為要素市場領域為主，為各類經濟創造公平競爭的要素市場成為改革重點;在市場制度建設上，從克服傳統計劃經濟阻力，轉變為以提高市場競爭的公平性和有序性為主;在城鄉改革的關系上，從前期城鄉間的分別改革，轉變為以統籌城鄉發展為目標的綜合改革，并越來越與政府職能及機制改革相互統一。可以說，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既面臨著技術瓶頸，更面臨著制度創新難題。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出發，明確改革的歷史使命和所處的歷史方位，通過改革推動制度創新，以制度創新支持技術創新，進而推動經濟結構升級，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